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当时卓有成效的大规模青年动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它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更为此后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奠定了组织化的实践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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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是维护新中国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的必然之举。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远见与组织能力，充分调动各种资源，通过宣传教育、思想引导、行为发动、组织保障等的系统动员，有效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与斗争精神，形成了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当时卓有成效的大规模青年动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思想动员：从情感共鸣到政治认同的理性飞跃
中国曾经饱受外国列强压迫和欺凌，对于外敌压境极为敏感。抗美援朝战争发起前后，大多数中国青年热血沸腾并迅速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激情，但也有少数青年一度存在着疑虑、观望甚至恐惧。为了应对青年群体中思想态度的分化和不确定性，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不久，1950年11月，中共中央就指示和要求各级学校“配合当前国家的总的形势，迅速改变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各地高校、中学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三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教育，引导青年产生责任感与使命感。一些学校还在课外发起讨论班，具体回应学生问题，解除疑惑。南京市64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先导，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进行批判。它与各地学生运动一起，汇成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怒潮”。
青年团组织、学校、工厂也普遍开展座谈会、时事报告会，讲解中央指示、分析战争局势，力求在青年中促成共识。福建就曾举办20多场大型时事宣传讲座，当地省文联还配合举办多场抗美援朝主题晚会并印发文艺宣传材料数十万份。湖北沙市市委每周定期在学生、工人中进行一到两次的时事报告和座谈会，“（被）证明收效相当大，今后应大力运用。”
经过这类系统而深刻的思想动员，广大青年深化了对战争局势、国家安全、民族尊严等的正确认知，“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观念由此深入人心，实现了从情感共鸣到政治认同的理性飞跃。
宣传动员：“视觉+听觉”多管齐下以提升效果
抗美援朝时期的宣传动员多管齐下，文字刊物、座谈会、广播、文化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相互配合，使宣传动员渗透到青年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节。
文字刊物是抗美援朝时期宣传动员的基础渠道。《人民日报》从1950年到1953年频繁刊发社论、评论员文章、战况简报，创设“抗美援朝专刊”并配发漫画、短评，针对青年中存在的复杂情绪进行舆论引导。宣传抗美援朝的半月刊《时事手册》的发行量，从创刊号的10万余册迅速增加到第三期的60余万册。这些读物广泛流通，成为青年获取时事信息和学习材料的重要来源。
广播的运用弥补了纸质媒介与面对面宣传在效率上的局限，被誉为“对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有力方法”。这一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美国真相》《美国侵华史》等专题节目，增强了青年的信心。各地广播电台也配合播放抗美援朝讲座、讨论和问答节目。吉林、江苏、浙江、福建和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重庆、广州等4省7市，仅1951年春就举办广播大会和实况转播30余次，直接收听人数逾千万。
文化和文艺动员进一步增强了宣传动员的感染力。全国文联号召文艺工作者通过作品深刻揭露美帝国主义罪行，鼓舞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心。各地文艺团体和院校组织宣传大队深入城乡，接连演出话剧、活报剧、舞蹈、相声近百场，观众10余万人次。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绘制了上千幅宣传漫画并张贴在城市公共场所，以视觉冲击激发青年情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歌曲通过广播、集会传唱，成为动员青年群体的重要手段。北京市青年团组织放映了53场“寒假学生早场电影”，放映爱国主义题材影片26部，观众近4万人次。
行为动员：将爱国热情转化为支前实践
游行示威以万民空巷之势，展现了当时青年的激情和行动力。1950年12月，毛泽东回电给天津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大会，指出天津市工商界4万多爱国同胞的行动是“值得欢迎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回电被新华社全文刊发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迅速点燃了各地游行示威的热情。上海的高校师生也举行了游行大示威，10万大中学生的参与显现出青年群体动员之广泛。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随即发出《为号召青年团员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告全体青年团员书》，各地青年反响极为热烈。截至1951年2月，上海报名参加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约2万人，占全国报名总数的1/8。1951年6月，第二次招收通知见报后，短短几天，广州就有8500多人报名投考，其中学生6000多人，社会青年2400多人。
捐款捐物是广大青年参与抗美援朝的又一重要形式。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开展捐献武器运动号召。各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以及人民团体和工商业者同业公会等组织，大范围制定捐献计划。广大青少年参加了“中国青年号”“中国学生号”“中国儿童号”飞机的爱国捐献活动。青年豫剧演员常香玉带领剧社半年内巡回6个省份，演出170多场，用义演收入捐献了1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杭州中等以上学校捐款2亿多元（旧币），捐书刊2000多册，给志愿军写慰问信4000多封……
通过这些环环相扣的行动，广大中国青年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到国家事务中，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与物质保障，更将党的政治号召转化为一代青年真切的生命实践。
组织动员：推动分散个体整合为有机集体的重要牵引
组织动员是所有动员的重要基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组织动员的根本保证。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对全国政权的接管，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各级党组织、行政机构、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的领导统一与步调一致，是作好动员工作和顺利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发出，全国各地随即以党组织、青年团、工会、妇联、学联等为抓手，形成覆盖城乡的动员网络，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承担骨干作用，农村青年踊跃支前。
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抗美援朝的组织动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要求团员带头报名参军，还帮助普通青年解决思想顾虑并推动其态度转变。由此，青年团的威信显著提高，团员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性得到加强，青年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进一步扩大。抗美援朝运动对青年政治认同和组织认同起到了双重的塑造作用。
抗美援朝时期的青年动员，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战时应急举措，演变为一场通过系统组织塑造新人、建构认同的深刻社会变革。它所形成的集宣传、思想、行动、组织于一体的全方位动员模式，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更为此后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奠定了组织化的实践范本。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引导青年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启迪。
（作者胡献忠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共党史与青运史系教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梁秋水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硕士）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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